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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聂日明：司法解释之所以引发巨大争议，正是因为它触及了此前合规水平不高、但现在被严格执法的群体。在一线城市，社保“应缴尽缴”的比例已经很高，有稳定劳动关系的雇员参保缴费的比例很高，扩面空间有限；但在弱二三线及更低线的城市、县镇，大量个体户和非正规用工的存在，使得监管和征缴极为困难。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和非正规受雇人员，如果强制要求他们参加现有的社保体系，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“掠夺”。因为他们换工作频繁，在正规部门就业时间短，即使参保，换工作后脱保、中断缴费的比例也比较高，而中国的职工养老最低缴费年限很长，未来将延长至20年。这些人很难缴满20年，如果缴不满，企业为其缴纳的大部分统筹资金将无法返还，只能拿回个人账户的部分，这个制度对他们是不恰当的。

　　但是，扩大社保覆盖面也不是“一刀切”地要求所有获得劳动收入的人都参保那么容易。 首先，需要有合适的程序来解决问题，建立社会共识。社保问题极其复杂和重大，影响时间覆盖一个人一生中的几十年。以前社会舆论讨论个人所得税时，对于免征额、税率、扣除项等问题都争论不休，而社保的影响范围比个税大得多，覆盖的人群也多得多。个税的免征额是写入法律中的，而没有授权财政部门依工资变动而每年调整，那社保缴费基数的下限的确定是不是也应该写入法律或地方性法规？社保基数下限的调整是否也应该由全国或地方人大来讨论、调整？社保缴费事关个人利益的调整，不应该由行政部门单独决定，这些问题都应该放到适当的法律程序去讨论，最起码应该由各级人大的参与，调整也应该有听证会、征求意见等过程。

　　其次，如果要扩大覆盖面，让所有就业者参保，就必须大幅降低标准。目前中国的社保最低缴费标准相对于最低工资水平而言过高。跨国来看，日本所有人都需要参加国民年金，每人每月缴17,510日元（约等于850元人民币），自雇者全额缴纳这些钱，有雇主的劳动者则参保厚生年金，雇主和雇员共缴纳工资的18.3%，其中一部分分配给国民年金（即参加厚生年金的人肯定参保了国民年金），但最低缴费额与自雇者差不多。 而美国的FICA税没有设置最低缴费基数，如果考虑可以享受退休待遇的积点累积，应税年收入1800美元左右就可以积1个点，按每年最多积4个点的7200美元左右的年收入，每月养老缴费最低可以低至75美元。相比之下，中国的职工养老的缴费下限太高了。

　　李干：为灵活就业补社保短板，很多观点认为需以强制性的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为抓手。但强制性有一个问题，缴费时强制，大家在领取待遇时就会有期待。而自愿原则不一样，根据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原则，如果你选择不缴，自然就不产生保险待遇，当然，如果生活困顿，可以通过社会救济解决。在强制性社保与自愿性社保中，政府所面对的压力有所不同。个人认为，对于就业与社保制度而言，让当事人有的选，相较于没法选，可能是更优解，毕竟社会是复杂的，每个人的境况、现实需求都不尽相同。所以，劳动关系和非劳动关系、强制社保和自愿社保，都应该存在。至于对骑手等灵活就业群体的保障，最重要的还是职业伤害保险，只要把这一项主要风险兜住，就可以缓解多数的矛盾。